始终不变的文化担当

  • 发布时间:2017-12-01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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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年前,我们站在了信息时代、文化时代和转企改制市场化时代的门槛前,我们必须回答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为此,我们实施了以纸电同步为标志的全媒体出版战略,开始了以内容创新为驱动的产品结构调整,开始了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和跨国的“五跨”经营,实施编印发一体化管理、版权一体化经营、财务一体化管理,实施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的经营管理战略,强化了文化就是生产力、向文化要效益的企业文化新理念。继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明确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企业宗旨,明确了“品质、责任

原标题:始终不变的文化担当

2017年2月11日,我们迎来了120岁的生日。120年前,我们从上海走来,我们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启者,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推动者。这都源自夏瑞芳和张元济们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以世界的眼光,以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方法,从教育和人的现代化入手,把中华民族拉入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航道。这一时期的我们不仅出版以汉字书写的中国文化图书,如《马氏文通》《新字典》和《辞源》等,还在中国率先出版外文图书,如《华英初阶》等;我们不仅翻译出版如《天演论》之类的外国先进的思想学术名著,还翻译出版影响社会风化的现代小说如《茶花女遗事》等;我们不仅出书,还办报刊,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1911年创刊的《少年》以及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等与后来创刊出版的一百余种杂志成为商务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我们不仅编写、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还办有各类学校;我们不仅做出版,还做文化,做实业,商务发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荣获万国博览会大奖。我们这些开创性的事业,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一代代文化新人。

90至100年前,我们经历了黄金时代,被誉为中国文化大本营或文化高地。文人志士,会聚于此;科技贤才,纷至沓来。我们的经营规模和业绩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而且跻身世界前三甲;我们建成了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专科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出版《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开始编印《四部丛刊》和《万有文库》等;出版李大钊《史学要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赵元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鲁迅《阿Q正传》英译本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等流传后世的佳作。此外,我们还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国讲学,成就了一个个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所有这一切奠定了商务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难以匹敌的突出地位。

80余年前,我们成为国难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勇者。我们在遭受了第一次浩劫,即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摧毁后,并没有屈服,灾难更激发了我们的文化报国之志。日军制造的“一·二八”惨案当年,我们开始出版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套大学教材“大学丛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四部丛刊》三编、《辞源续编》、“中国文化史丛书”、《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和“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继续对自己提出了日出一书的要求;就是在这一时期,1936年,我们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52%的垄断地位。“一·二八”事变后,时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1933年年初,《东方杂志》刊发“新年的梦想”特辑,发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个人生活的梦的文章,梦想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

70余年前,我们成为了颠沛流离的文化坚守者。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上海沦陷,我们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创,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后移重庆,其间主要出版工作曾转至香港办事处。大灾之下,必图大志。商务立即发出启事,重申学术报国之志,在战争灾难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仍然砥砺前行,不仅应战时之需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战时经济丛书”和《战时手册》等图书,还出版了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稿》、钱穆《国史大纲》、金岳霖《论道》、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马可波罗行纪》、但丁《神曲·地狱》、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在香港出版了《万有文库》简编一二集等。商务人用自己的文化坚守向世人证明,国破不仅山河在,与山河同在的,还有文化,还有精神。